作者介绍：蒋伟涛，2001级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现就职于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

    对于每一位学生来说，读书是他的天职和求学工具，舍此别无它法。对于每一位有思想的人来说，阅读是一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终生学习的基本途径。对于读书，无数名人都曾留下过许多至理名言，在这里就不做赘述。对于读书的最初记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村里高中生都是凤毛麟角，就别说找到一些能看的书籍了，在那个渴求知识的年代，我只能把目光求向一些连环画和初中的教科书本，甚至一些流传很广的金庸的小说或者《七侠五义》之类的“大部头”书。本人才疏学浅，在高中之前基本上以课本和武侠小说为主，大学毕业后也是跟随社会潮流和工作职责读书，而唯有大学期间的读书求知经历，让笔者久久不能忘怀。大学不同于以往任何阶段的求学经历，也不同于工作之后的生活，这是一种求知、求学的状态，一种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场所，一种养成学习方式方法的场所，一种区别于以往无目的性读书的场所。

    2001年，我考进了中国政法大学，2005年毕业。大学时光留给我大多是读书的记忆，那个时候课余时间就是读书，学校图书馆里面的书是很多，由于政法大学法学昌盛以及学习社会学专业的缘故，大学期间读的书大都是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或者管理学方面的专业书籍。坐在宽敞的图书馆里，当一抹阳光照在宽大的黄灿灿的方桌上，随手从书架里抽出一本喜爱的书，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有时甚至忘记吃饭或者图书馆下班管理员让我们回去休息，对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仓中栗”这些古语倒是别有一番理解。那宽大的黄灿灿的方桌配上一本书如同金灿灿的金子一样。

    记得刚入社会学专业时候，应星老师就告诉我们，要下功夫读书、读经、读典，否则以后工作之后绝对会后悔的，这是自己的经验教训，现在可以背诵《论语》。那时候天真的同学还问，为什么啊？应老师说，主要是工作以后就没有成大块的时间了，现在求学有充足的大块时间读书，以后工作就留下零碎的、松散的时间，即使想读书，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抽不出时间来读书。现在想想自己在学校期间还是读了一些书，但是无论是读书的数量和读书的质量理应是没有达到应院长的要求，现在虽然十年过去了，想一想还是感觉遗憾和惭愧。

    2002年9月份，大二一开学，应老师就把几十本的社会学古典名著书单发给同学们，有的同学小声的议论道，这是以后三年读完的数目，应老师提高了嗓音说，不对，这是本学期应该读完的数目，还要交两篇精读书的读后感，每篇五千字不多吧。听后一些同学哑口无言，张大了嘴巴。随着社会学学习的逐步深入和理论深度的加深，我越来越觉得赶不上老师的步伐，尤其是对于国内翻译的外国名著看起来很是费劲，应老师鼓励我们可以读英文原著，可惜的是自己的英语本来就不好，所以一直没有过多的读学习英文原著。国外文献不好读，慢慢的我就把国内的社会学名著当成自己的读书目标，记得那时候对于费孝通、吴文耀以及黄宗智的书读了不少，这些社会学的大家在社会学引入之初就把农村作为观察和研究中国问题的一个主窗口，在这里我慢慢的对农村社会学有了兴趣，对于应老师的博士论文《大河移民及上访的故事》更是顶礼膜拜，视为经典，加以研读，并以此为线索拓展自己的读书视野。

    同时读书也不能死读书，应该走出去，像当年毛泽东到湖南农村做调查研究一样。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对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于是在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下，对于每次回乡的见闻进行留意、走访、深度访谈，逐渐积累了不少的关于“三农”的资料。在学校，我加入了校农村问题研究会，积极参加温铁军老师主持的《中国改革（农村版）》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利用暑假、寒假深入到农村中去进行调研。即使是在工作之后，我也是把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运用到本职工作中去，做出的调研报告在北京市获奖，我想这都与大学四年的社会学学习是分不开的。

    工作之后，对于“三农”问题的研究依旧兴趣不减，于是我在学校调研的基础上，对我所在的乡村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深度访谈，积累了三十余万字的资料，2014年我以《豫村里的中国——豫村调查：追寻中国基层乡村基本问题》为题，在中国财富出版社出版此书，应院长给我写了序言，是我莫大的荣幸。这本书算是我关注“三农”问题的一个注脚，也是我法大社会学学习、读书、调研的一个小的成果，遗憾的是这个成果来得有些晚。

    2003年“非典”时期，大部分同学都没有离开校园，那段时光，学校要求不在教室上课，其实课程也不多，在校园里、草地上、绿荫下，席地而坐，和赵丙祥老师等一起谈天说地、海阔天空的进行读书交流、人生交流、规划个人未来等等，和同学们一起辩论着社会热点问题，现在想来也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时光和机会。

    古人说“书非借不能读也”，我在大学读书也是把这句话奉为圭皋。读书，图书馆的书很多，借出来也是很方便。应老师还把一些社会学经典书籍的相关章节复印出来，由班干部拿出去复印，装订成册，现在笔者还对当年从昌平校区出发到市内的北京大学复印书籍的场景历历在目，虽然每张纸只是便宜一、二分钱，但是这种经历的确是现在的学生想象不出来的。当我们把厚厚的书籍肩扛背驮的运到昌平校区，发到每位同学手中，看到同学们期待已久的神情，这对于读书来说已经超越了读书的乐趣，这是一种对生活和学习的感悟和升华，更是对神圣的图书的一种眷顾和向往，心向往之，行必能至，至必事成。

    说到读书，就不能忘记买书。那时候贫寒学子，囊中羞涩，不能花很多钱买书。但是遇到一些实在想收藏的书，我就会到校园周末二手书市去淘书，当你从好几千本的书堆里，蓦然回首发现一本很想要并物美价廉的书，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我想一般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这其中的乐趣只有自己可以理解。在书摊里，我寻到张贤亮先生的《小说中国》，我觅到浩然先生的小说《苍生》，也找到西川先生选编的《海子的诗》．．．．．．更多的时候是在学校校园里追着收废品的大姐买书的经历。校园里生活着几位河南周口地区来的清洁工、收废品员，他们在工作闲暇之余也骑着三轮车把收到的一些书拿来卖。在我们居住的四号宿舍楼门前摆摊居多，这些书价格便宜，品相也不是很差，能买到不少教材和其他图书，一来二去，也就熟识了。后来我会把想看的书目告诉他们，他们也会帮我找寻这些图书，带回来卖给我。他们朴实、善良，善解人意，乐于助人，记得2013年春节前回母校之际，还看到他们骑三轮车在校园里买书，此情此景，更让我对书有了更加深入的感情寄托。这是传递温情、传递友情的一种方式，更是人与人之间对人类阶梯——书籍的一种扶持，有了这些人，人类智慧的阶梯一定会更加厚实。这也让我更加感悟社会工作讲的“助人者自助”的道理。

    总之，大学的读书生活让我学到了法学、社会学等专业知识，让我学到了思考问题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判断力，让我学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人性的张力，也让我学到了走向社会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本领和方法。

现在工作已经十年了，也许是自己的懒惰，也许是自己的忙碌，也许是自己的蜕化，或者就是自己给自己找借口，书读的不是很多，我倒是很奇怪，以前没有读书计划，书读得倒是不少，现在有了读书计划，书读得倒是很少。现在书的类型增加了不少，像网上的小说网站、电子杂志，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不仅要问，您还有读书的习惯了吗？读书方式的多样化，书的类型多样化，读书上网成为快餐一样的文化，技术化、数字化的阅读占据了人们的阅读空间，时尚阅读和读图思维冲击着人们的阅读观念，利益物质欲望充斥着人们的心灵，这样的现实下我们还能静下心来好好的读书吗？

    写下此文也是对社会学院的师弟师妹们的一点忠告，不然的话以后你们会后悔大学期间不读书的！

《豫村里的中国》，作者：蒋伟涛。本书是作者花费十余年时间跟踪调查豫东平原豫村的一本“三农”理论书籍，作者用社会学调查研究的个案研究方法，全方位展示了豫村及其周边十余里地域“三农”问题，其中包括经济发展、人口问题、养老问题、医疗卫生问题、教育问题、征地拆迁问题等问题进行深入的全方位剖析，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有一定的故事可读性，为当下沉闷的、格式化的、理论式的“三农”话题注入一剂清新剂。